兰州校服定制——校服的历史

“校服”这个概念非常模糊，严格来说，应该称为“学生制服”，目的在于区分“学生”这样一个特殊的人群。据传，校服最早出现在英国，距今有500余年的历史。不知是否是研究者忘记了中国那古老的服饰——深衣…

“深衣”——自先秦至明朝的儒服

中国古代就有学校，《礼记》载：“古之教者，家有塾，党有庠，术有序，国有学”，《尚书大传》记载：“散宜生、闳夭、南宫适三子者，学于太公。”证明至少在殷商时代已有私学。虽然教育盛行，但却没有因校而异的校服，古人不讲学校与学校的区别，学生们虽然在不同地方学习，但皆以大道为旨归。因而，学生们的穿着，只有礼服和便服之分，并无校际的区别。

另言之，接受的教化不同，在衣着上也就大相径庭。儒道释三家，因其信仰迥异，也各自形成了风格独特的衣仪风格。僧人尊释迦摩尼，剃度受戒，着袈裟、海清，以示法相庄严；道人奉老庄，蓄发挽髻，着道袍、道巾，以显无为清静，均带有特殊的文化意味。后来，甚至法律上都出现了对穿着的明确规定，“洪武十四年令，凡僧道服色，禅僧茶褐常服，青绦、玉色袈裟；讲僧玉色常服，绿绦、浅红色袈裟；教僧皂常服，黑绦、浅红袈裟。”（明·《礼部志稿》）

《学记》中称：“大学始教，皮弁祭菜，示敬道也。”皮弁，是一种尊贵的冠，供成年男性礼祭时佩戴，在此提喻中国古代社会对于教育的尊奉。

礼服中最著名的当属“深衣”，《礼记》中亦有《深衣》一篇，详述古制。

何谓“深衣”？简单来说，就是直筒式的长衫，把衣、裳连在一起包住身子，分开裁剪但是上下缝合，上衣和下裳相连在一起，用不同色彩的布料作为边缘，其特点是能使身体深藏不露，雍容典雅。取“被体深邃”之意，因而得名。

“深衣”的奥妙不在于裁剪制作，而是其寓意深刻。《礼记》成书的时代，礼崩乐坏，深衣制度偏废不行。因此，著书者追慕古时，开篇明义，称：“古者深衣，盖有制度”，先贤制定深衣，并非单纯蔽体增饰之用，而是有其教化和寓意。它有五种法度，分别对应“规（测量圆形的工具）、矩（测量方形的工具）、绳（测量直线的标准）、权（秤锤）、衡（秤杆）”。“深衣”的设计制作深谙这五种法度，“规矩取其无私，绳取其直，权衡取其平”，意在使人意志安宁、心气平和。“五法已施，故圣人服之……故先王贵之。故可以为文，可以为武，可以摈相，可以治军旅，完且弗费。”因此，“深衣”成为上古圣贤、文官、武将、礼官、军师的通用服饰。

“深衣”为历代文人所推崇。西汉“罢黜百家，独尊儒术”，太常叔孙通混合夏商周秦四代礼仪典乐，为汉高祖制礼作乐。自此，奠定了“汉服”的冠服体系，确立“深衣”为“儒服”，“袴褶”为“剑服”。

然而，汉亡之后，战乱频发，社会动荡，深衣制度名存实亡。

直到唐宋年间，随“书院”的兴起，“深衣”才重新登上历史舞台。其中，最著名的当属由南宋理学家朱熹设计改良的“朱子深衣”。

众所周知，朱熹于1179年出任南康太守时重建“白鹿洞书院”，且亲自主持讲学，“一时文风士习之盛济济焉，彬彬焉。”“朱子深衣”亦在此时在书院内得以推广，成为当时儒生的统一服饰，并直接被韩国、日本所借鉴和使用。遥想当年白鹿洞，满目皆是身着深衣的儒生学子，定有一番别样的丰采。

据传，世界上最早的校服诞生于英国，亨利八世（1509年）时期，采用统一的蓝色套装作为学生的统一着装，英国人相信这个颜色会让他们的孩子从小就学会谦逊做人；1864年维多利亚女王时期，水手服被穿在儿童身上，这种风潮后来流向了欧洲各国，并被日本贵族学校采用并延续至今。孰知，中国自先秦就已有统一的着装，南宋时期就已有供学生穿着的统一服饰。区区以颜色（蓝色）取意或仅仅追求整齐划一的观念，相较“深衣”所蕴涵的“规、矩、绳、权、衡”五法，实乃小巫见大巫。如果说先秦的“深衣”还不能称之为“校服”，而只能算作一种通行服饰而已，那么“朱子深衣”则当之无愧为世界上最早的“校服”。

中西合璧的民国校服

“深衣”的使用一直延续到明朝。满清入主中原之后，清王朝建立，满族的传统服饰“长袍马褂”逐渐取代了“深衣”，成为服饰上唯一的选择。

鸦片战争之后，1901年，清政府被迫进行教育改革，废科举，兴西学，各级新式“学堂”如雨后春笋般纷纷建立，由于学堂为官办，所以当时的学生们都身穿官服。圆顶帽、马褂、立幅水裙，成了当时学生们的统一服装，这些学生装与官服的差别有二：一是缺少一块“补子”（绣在胸前象征官职的方块图案）；二是不能佩戴官帽，无顶戴花翎。之后不久，由于留学生的增加，西服和日本制服、军服开始在学生中流行开来。

辛亥革命一声炮响，彻底结束了大清王朝的帝王梦。孙中山宣称“驱除鞑虏，恢复中华”，自然不能再采用满清的服制，他自创“中山装”，一时风靡。高中学生穿中山装或日本制服改造而成的“学生装”，戴“鸭舌帽”或白色帆布阔边帽；初中、高小学生则穿童子军服，戴船形或平边的“童子军帽”。然而在大学中，长袍马褂仍然具有相当的生命力，上穿长布袍，冬季加穿对襟棉袍；下穿西式裤子；脚穿布鞋或皮鞋；头戴呢礼帽、素色围巾的装扮几乎成为了民国时期的“标准配置”，成为了知识分子的身份符号。

西式学堂开始招收女学生，中国的校服历史上继而增加了丰富多彩的一笔。西方的时髦服装很快被思想活络的女学生所接受并仿效。1913年6月15日天津《大公报》刊登《粤女学生之怪装》，极尽嘲讽谩骂之能事，称当时的女学生“穿着猩红袜裤，脚高不掩胫，后拖尾辫，招摇过市。其始不过私娼荡妇所为，继则女学生亦纷纷效法。”早在1911年，时国民政府“教育部”即公布《学校制服规程令》规定，“女学生即以常服为制服”，“女学生自中等学校以上着裙，裙用黑色。”1913年，“教育部”重申黑裙为学生装之后，各省纷纷执行。

上穿素色衣袄，下着不带绣文的黑长裙，放弃簪、钏、耳环、戒指等首饰，以朴素取胜。1919年前后，一种在中国传统服饰之中添加了西洋服饰元素的“文明新装”在女学生中被推广开来。“文明新装”改良了传统服饰以直线为主的裁剪方式，替之以凸显腰身、展露身段的曲弧裁剪，上衣多为腰身窄小的大襟袄，摆长不过臀，袖短露肘或露腕呈喇叭状，衣服的下摆多为圆弧形，并在领、袖、襟等处缀有花边。裙子下摆缩短至膝部，裙褶则完全取消而任其下垂。

这股逆流，反倒压过了当时妖冶性感的时髦西式服装，成为当时女装的一股清流，甚至为其他阶层的女性所效仿。张恨水在《啼笑因缘》中写唱大鼓的凤喜：“看她身上，今天换了一件蓝竹布褂，束着黑布短裙，下面露出两条白袜子的圆腿来，头上也改绾了双圆髻，光脖子上，露出一排稀稀的长毫毛。”足见学生装的流行。

三四十年代，由于西方新式布料的大批量引进，经过改良的中式旗袍重新开始在校园内流行起来。甚至出现了这样的感叹：“如以盖世无双之阴丹士林蓝色布作为一学校全体学生之制服，观瞻最壮”；“本校诸生均穿阴丹士林色布制服，美观大方，引以为乐。”旗袍本身花样繁多，变化多端，且能与多种服饰搭配，“淡妆浓抹总相宜”，妩媚尽显。

雌雄难辨的“现代”校服

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，奢侈时髦的服饰风尚被斥为资产阶级的闲情逸致，旧式服饰亦被当作封建糟粕被逐出历史舞台。西装、旗袍、长袍马褂皆失去了生存的氛围，逐渐在全民大生产的环境中消失。

当然，学生装仍然是这个时期最富活力的。女学生大都穿着自苏联流传过来的“娜塔莎式”的布连衣裙，或者更加时髦的背带式工装裤搭配白色衬衫，小一点的女学生则穿白衬衫和蓝裙子；男学生则一律是白衬衫、蓝色工装裤。学生们均佩戴红领巾或团徽。冬天则穿双排扣的“列宁装”或单排扣的“中山装”、“解放装”外套。

“中华儿女多奇志，不爱红妆爱武装”，60年代，所有的花衣裳、旗袍，都成了“封资修”的象征，加之中苏关系恶化，一些苏式服装也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，剩下的只有“国防装”、“解放装”、“中山装”、对襟衫。在“红海洋、蓝海洋、绿海洋”中，学生们无论男女，一律穿着“国防装”等军便服。如果能得到一套军队配发的制式服装：军装、军帽、红袖章、黄挎包、解放鞋，那则是一个孩子莫大的荣耀，军呢大衣和长筒马靴则是众人梦寐以求的时髦装扮。

 然而，令人奇怪的是，社会上风起云涌的时尚潮流并未影响到中小学的校服设计。自80年代中期至今，校服的样式几乎没有变化。现今，已经无法考证，这种校服到底来源于何处，出于何种目的，因为它既非借鉴自西方，又非来自中国传统服饰，甚至与新中国成立的一度流行的军便装也沾不上边。尽管在配色和拼接上略有不同，但大多数地区的大多数学校，都将宽松肥大的运动服作为校服的不二选择。通常，这种校服要担负起学生因身体发育而带来的种种变化，因而，学校老师一般建议学生买大一号。在宽大校服的遮掩下，再加上对于发型的限定，男女生看起来基本没有很大的区别，这倒是暗合了60年代的思路。

从意味深长的“深衣”到各色现代校服，未来校服什么样？能否在传承与创新中留下鲜明的时代印记？